清晨的阳光透过工区集控室的玻璃窗，落在我布满薄茧的手上。指腹划过智能监控屏的边缘，细纹里还嵌着洗不净的煤屑，屏幕上跳动的数据流，正映着我眼底化不开的笑意。三十三年光阴流转，我从一个趴在父亲背上的孩童，成了如今工友们口中信赖的“老董”。这矿上的每一缕煤香都浸染着我的年华，每一台设备都回响着往日的声响。这片黑色的土地，无声地见证了我一生的羁绊。

1984年的秋风里，十一岁的我攥着父亲工装的衣角，第一次走进兴隆庄煤矿。父亲那身深蓝色的工装，永远沾着洗不净的煤灰，胸前的矿灯随着脚步轻轻摇晃，映出一圈暖黄的光晕。他对我说：“以后咱就住这儿了，兴隆就是咱的家。咱挖的是乌金，暖的是千家万户的灶，撑的是国家的腰杆子。”

那时的矿区，远没有如今的绿树成荫。铁皮搭成的房屋沿着窄窄的路边排开，整齐而沉默。井口的广播里，《咱们工人有力量》的歌声一遍遍回响，那调子比任何童谣都更让我觉得安稳。我常蹲在井口那棵老树下，等父亲从井下归来。见他拖着疲惫的身子走出井口，安全帽上的煤尘被风吹得簌簌飘落，他却总是笑着，从口袋里摸出一颗水果糖、或是一截带着余温的香肠，轻轻塞进我被秋风吹得通红的小手里。

那时还不懂“矿工”两个字背后的沉重，只觉得父亲的手掌格外温暖，矿区的日子比那颗糖还要甜。

1992年，我背起和父亲当年一样的工具包，走进了采煤工区。第一次下井，巷道里凉风裹着湿意，矿灯照亮油亮的煤壁。师傅拍着我的肩说：“挖煤是力气活，更是良心活——咱手里的每一寸进尺，都关系着国家的能源命脉，马虎不得。”我跟着他学支护、拉溜子，汗水一次次湿透工装，又被体温烘干，手上水泡破了又长，却从没喊过累。一次顶板来压，师傅一把将我拽进支架。脱险后，他递来半瓶温水，“矿工就得抱团，咱们平安，国家才稳。”升井时，晚霞满天，我望着远处的井塔忽然明白，父亲口中的“家”，不止是那座红砖房，更是并肩的兄弟，和肩上那份沉甸甸的责任。

2006年，我工作调整到教培中心担任培训老师。从井下一线到三尺讲台，起初心里犯怵，可一想到老师傅的话就定了神：“咱吃过的苦、学的经验，得传给更多年轻人，这是兴隆的根，也是国家能源事业的接力棒。”我把采煤笔记整理成厚厚的教材，把“敲帮问顶”的要诀编成“先看顶，再查帮，安全确认不能慌”的口诀。带着新学员下井时，我总像当年师傅带我那样，手把手教操作、逐处讲风险。也是在教培中心，我捡起了笔，夜里办公室的灯总亮到深夜，我把学员的成长、老师傅的坚守都写进稿纸，第一次给《工人日报》投稿时，手心的汗浸湿了信封。三个月后看到自己的名字印在报纸上格外醒目，我攥着报纸给父亲报喜，父子俩翻来覆去看，父亲红着眼眶拍我的肩，“咱兴隆人，不光会挖煤，还能把咱的精气神讲给全国听。”

这些年，我的通讯稿写了一篇又一篇，《工人日报》上刊发的就有40多篇，相机里存了十万多张照片。有采煤工作面通明的灯火，有教培课堂上学员专注的眼神，有皮带工区智能化升级的新设备，还有矿区公园里下棋的老伙计、跳广场舞的家属。有人说我是“兴隆记录员”，我说我只是把心里话写出来——咱矿从分层综采到智能开采，从尘土飞扬到绿树成荫，这些变化里藏着国家的发展，藏着一代代矿工的奋斗，得让人知道。

三十三年光阴，我的头发添了霜白，见证兴隆从普采到智能化开采的蜕变，更没想到我的笔和镜头，能成为兴隆故事的一部分。兴隆这片黑色的沃土是陪着我长大、看着我变老的家，是我和万千矿工守护的能源阵地。往后啊，我还得接着写、接着拍，把咱兴隆人的奋斗劲儿，把“美好兴隆”的新故事，一直讲给更多人听——这是我的初心，也是咱矿工对国家的担当。